中国移民被认为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麻风病传播源
1860年夏，澳大利亚中国移民与西方白人移民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 New South Wales）发生了一系列冲突，1860年12月12日，兰宾平原（Lambing Flat）的金矿的中国矿工再次遭到白人矿工袭击，造成了房屋被烧毁和数人死亡，白人矿工袭击中国矿工的理由是“浪费探测金矿的用水”。随后地方军警介入，在短暂平息并撤离后，1861年6月30日，兰宾金矿的中国矿工再次遭到数千白人矿工的袭击和殴打，澳大利亚地方政府再次平息了骚乱，这就是发生在澳大利亚针对华人移民的兰宾平原暴动。这次暴动直接导致了新南威尔士政府在1861年出台了《1861年中国移民法》，正式限制中国移民进入澳大利亚。
麻风病人也很快在澳大利亚被与限制中国移民联系在一起。澳大利亚麻风病救济会（The Leprosy Mission Australia）网站称，澳大利亚第一例麻风病患者在澳大利亚北部被发现于1882年，发病者是1名中国移民劳工。8年后，即在1890年时，澳大利亚发现麻风病已经向土著居民人群传播。澳大利亚随后在1892年通过了《1892年麻风病法案》，并在皮尔岛（Peel Island）、代曼岛 （Dayman Island）、达尔文岛（ Darwin Island）、德比（Derby）地区建立隔离麻风病院。这些隔离的麻风病院，中国移民和土著居民是主要的隔离对象，而来自欧洲的白人移民有着更好的治疗和隔离环境。
19世纪60年代，由于传言加拿大西部发现金矿，中国移民在1858年首次抵达加拿大西海岸，许多人是从美国加尼佛尼亚州北上，目的是寻找到快速致富道路。1860年，大约有4000名中国移民迁移到温哥华和其它加拿大各地。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劳工数据上涨到大约7000人。当淘金的机会结束时候，许多人返回美国或者中国。留下的人在加拿大从事渔业罐头加工、煤矿、农场劳工、商人或者佣人工作。在1881-1884年期间，大约有17000名中国劳工在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从事铁路修建工作。
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麻风病成为加拿大西海岸的公共卫生面临的主要问题。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维多利亚市开始以“麻风病”为由，通过制定法律条款限制那些“不适合”或者“不受欢迎”的移民，中国移民成为这些排斥政策的主要目标。1891年，加拿大在达西岛（D’Arcy Island）建立了首个针对中国麻风病感染者的隔离区域，该隔离病院一直存在于1891年到1924年期间，在33年麻风病院存在时间中，加拿大的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维多利亚市总共强制将49名男性麻风病患者放逐到此隔离地带，其中43名麻风病患者是中国人。
1884年，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尝试通过法案对中国移民征收人头税和禁止中国移民持有土地，加拿大法院最终以人头税涉及种族歧视未予通过。但是在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修建完毕后，加拿大联盟政府推出了限制中国移民的人头税。1923年7月1日，加拿大正式以《华人排除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 ）替代人头税。该排华法案直到1947年才被废止。和澳大利亚类似，加拿大在针对华人的隔离和移民限制中，麻风病往往也成为中国移民身上的标签。
而中国移民往往也被部分人认为是将麻风病传入到美国的输入地，包括美国的夏威夷的麻风病输入源。1866年，美国在夏威夷的卡劳帕帕半岛（Kalaupapa Peninsula）的莫洛凯岛（Molokai island）设立了麻风病隔离地带。部分美国人认为中国人在1871年将麻风病带到了美国西海岸，1876年，美国加州警察要求将麻风病人强制隔离在麻风病院。1878-1883年期间，加州卫生部门在唐人街搜查麻风病人，并将其转移到26号街的麻风病院。
1871年10月24日，加州洛杉矶唐人街遭到超过500名白人和西裔袭击，这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私刑事件，19名中国移民被杀害，15人被绞死，部分死者甚至被肢解。1873年，美国制定了《1873年全国隔离法案》（The National Quarantine Act of 1873）。1882年，美国政府通过了美国《1882年排华案》（Chinese Exclusion Act of 1882），直到1943年才废除。1884年，旧金山健康委员会要求对所有来自亚洲港口的船只进行检查、熏蒸和消毒。1871-1890年期间，128名麻风病人被送到当地麻风病院隔离中115名人是“蒙古人种”，其中83人最后被装船送回中国。
以上是1850年后，中国移民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面临的遭遇。正如之前我们在文章中指出，中国移民由于缺乏技能，加上语言、文化的差异，大多只能从事苦力和社会最底层的工作。唐人街和中国移民同时被贴上各种标签，例如吸食鸦片、卖淫嫖娼、赌博、传染性病或者麻风病等。中国移民与来自西方高加索移民在移民在西方殖民者新开辟的居住地出现生存空间的冲突。外加种族主义的驱使，例如试图建立单一的高加索人种为主体的国家（例如白澳政策的实施）原因，限制麻风病传播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成为限制中国移民的重要原因。
种族主义加强了中国是亚太麻风病流行源之说
19世纪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传教士展开了全球的传教活动，据悉第一位新教传教士在1807年进入中国，当时清朝政府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直到鸦片战争后，中国与西方签订条约，被迫开通5个商岸口。在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西方传教士得以进入中国内地传教。而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包括创建医院、兴办学校、展开慈善救助活动。受到欧洲中世纪对麻风病人的政策和态度影响，西方传教士在19世纪末期开始建立麻风病隔离院。
19世纪上半页，夏威夷的西方传教士首先发现了“不可挽救的恶心病例”（Remediless and disgusting cases），他们认为这些症状可能是麻风病或者梅毒所致。夏威夷当地人将麻风病成为“ Ma’i-pake”，或者中国病毒。1873年，比利时神父达米安（Damien）到夏威夷卡劳帕帕岛为麻风病人服务，同时他也被感染上麻风病，并在1889年死于该岛。达米安神父的死亡让国际社会深信麻风病有人与人接触感染的可能，在1897年于柏林举行的第一届国际麻风病大会上，对麻风病人进行隔离治疗成为当时的主流意见。
西方传教士在远东和南亚的活动使在中世纪消亡的麻风病再度重新进入全球的视线，1898年，东印度公司所属殖民地通过了《1898年麻风病人隔离法》。日本在1907年通过了《麻风预防法》。1840年后的中国，经历了2次鸦片战争，遭遇了义和团运动，输掉了西方联军对华的战争。在国际社会普遍将中国视为全球麻风地的主要发病地带的同时，西方流行对华人的恐惧和憎恨的黄祸（Yellow Peril）盛行。晚清政府对此也陷入深深泥潭，面对国际社会对中国移民的排挤，中国移民被指控为疾病传播源的中心，种族主义者将中国人列为“传播疾病的种族”、“劣等种族”或“退化的人类”（“an inferior race” and a “degraded” people），晚清的知识份子也开始接受了“东亚病夫”之说。
扎卡里·古索（Zachary Gussow ）在1989年出版的《麻风病、种族主义和公共卫生》（Leprosy, racism, and public health）一书中强调，19世纪末美国出现针对麻风病的恐惧症（Lepra-Phobia ）主要受到种族主义的影响。他的著作中提到美国在1882年出台的排华华案把中国移民假象为充满细菌的苦力，并是夏威夷岛麻风病的主要传染源。古索称，挪威移民中也有很多麻风病患者，但是挪威移民从来没有因此遭受与传播麻风病的指责，挪威移民的文化和基因也未曾认为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一部分。
梁其姿在其《麻风：一种历史的医疗社会史》（Leprosy in China: A hository）中指出，1860年，英国伦敦宣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传教士本杰明·霍布森（Benjamin Hobson）作为把西方医学介绍给中国的外国人，他在1860年提出“麻风病是特殊的，与体质有关的遗传性疾病，为亚热带的国家所特有”的观点。尽管挪威医生汉森在1873年发现了麻风杆菌和达米安传教士在夏威夷被传染上麻风病都证明了麻风病作为遗传属性的错误。到1911年为止，时任中国医学宣教协会（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负责人的詹姆斯·L·麦克斯韦（James L Maxwell）也强调“麻风病在有色人种比在白人的发病更加频繁”观点。孙中山的老师康德黎(James.Cantline）也提出了中国需要对当时太平洋地区麻风病大流行负责的观点。
民国期间中国麻风病人口被认为全球发病的1/2
孙中山老师康德黎将中国定义为亚太麻风病传播的中心的观点也深深地影响了作为民主主义者的孙中山甚至民国期间的对麻风病态度。1867-1912，日本通过明治时期成为亚洲现代化最高的国家。但是麻风病依然成为日本社会的顽疾，当中国被指责为全球麻风病传播中心时，日本在1907年通过了《麻风预防法》，甚至通过强制绝育和隔离的手段消除日本本土的麻风病问题。
1926年1月,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会长邝富灼邀集上海各界领袖 20 余人商讨成立麻风病的救济组织，经协商后,遂定名为中华麻疯救济会，由唐绍仪任名誉会长。1927 年，中华麻疯救济会始发行 《麻疯季刊》（The Leper Quarterly） 杂志。是中国第一份系统研究麻风的专刊。1926年在马尼拉、伦敦、纽约和巴黎发行的《Lepra》杂志后，这是全球第二份麻风专刊，这也成为目前研究中国在民国期间有关麻风病问题不可多得的信息源。
《麻疯季刊》刊登估算的全球麻风病人数为200 万人，而中国占一半；根据《麻风季刊》登载的消息，1935 年，全球患病人数为300 万人，中国占100 万人；1939 年，全球麻风病人数增至500 万，中国依然维持在约100 万人的数量。尽管中国国民政府期间社会组织工作者认为民国时候麻风病人数大概100万。但是有西方传教士认为在1900-1920年期间中国麻风病人数是260万人左右，占全球麻风病人数一半。但是英国医学专家斯坦利.布朗（Dr Stanley George Browne）则认为这个数据不实，他认为国际上当时对中国麻风病人数的推算主要采取了长江流域高发病省份的样本，用这些高发病省份的样本去推算全中国的麻风病人数得出的260万人数量，误导了国际社会对中国麻风病的真实情况了解。
英国基督教背景组织国际麻风救济会（Mission to Lepers）于1874年在印度开始设立麻风病院，到1899年时已经在印度扩展到19个。1917年美国在路易斯安那州建立了国家麻风病院，日本也在国内和殖民地韩国的小鹿岛建立麻风病隔离院。1921年，麻风病救济会开始在华活动，而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允许传教士来华传教后，大量传教士在中国设立了小规模的麻风病隔离院。如1887年建立的杭州广济麻风院、1890年湖北孝感麻风病医院、1886年建立的广东北海麻风院、1907年广州石龙麻风院等。根据《麻风季刊》（Leper Quarterly）统计，1860-1940年期间，外国传教士至少在中国开设了51家麻风病院。
民国期间发生多宗针对麻风病人的法外处决事件
华人学者梁其姿认为民国时期中国针对麻风病人的隔离模式有三种，包括中国传统的麻风病隔离模式、教会模式、模仿美国政府建立的类似莫洛凯岛的隔离模式。中国医学宣教会的詹姆斯·L·麦克斯韦对当时中国采取的隔离麻风病人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一方面是中国当时的模式在积极模仿美国在菲律宾库里昂岛建立的集中隔离模式，虽然库里昂岛隔离了数千数量的麻风病人。但是强制隔离和艰苦的环境也吓走了更多麻风病感染者。由于麻风病病毒的潜伏期长达20年之久，更多在无明显症状的人依然分散在各地，成为潜在的传染源。同时，当时国际社会认为中国麻风病人数数量在100万-260万之间，中国当时根本没有能力建造大规模的隔离中心，将所以病人进行隔离。但是姆斯·L·麦克斯韦的观点却并未能获得包括中华麻风病救济会总干事的邬志坚的认同。
1910-1949年之间，中国政府面临的是清政府退出历史舞台、中日战争、军阀割据、国共内战，整个社会变得千疮百孔、满目疮痍。当时即使中国在模仿美国的卡维尔国家麻风病院，或者菲律宾的库里昂岛隔离模式，但根据当时社会动荡的环境，财力的限制，这些在当时社会精英中的梦想隔离模式成为空中楼阁。面对种族主义盛行背景，中国人被持续认为是麻风病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扩散源的时候。清末的知识分子，比如梁启超等人，也开始对“东方病夫”一说，或者对西方种族主义者认为华人是“劣等种族”进行了反思。1903年，陈天华写作《警世钟》，就说：“外洋人不骂（中国人）为东方病夫，就骂为野蛮贱种。麻风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与中国国家、中国人身份紧密联系的“国耻”。
当麻风病被与国家、民族的形象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当麻风病成为一个民族被认为传播疾病和劣等种族对待的时候，消灭麻风病就成为当时的社会主要口号。例如，中华麻风救济会主办的《麻风季刊》每期都将“消灭中国麻风病”成为口号。然而不幸的是，在麻风病成为社会的敌人同时，麻风病人也不幸地成为被消灭的目标。在民国期间，中国的文献中记载了多次针对麻风病人的捕杀和法外处决运动。这些案例多发生在广东、云南、贵州、甚至回族军阀统治的青海地区。
例如，1934年，广东新兴、四会两县驻军下令抓捕麻风患者枪杀后集体深埋。1935年，广东军阀陈济棠在广州白云山下，一次枪杀麻风病人300多人。1935年8月，广宁县捉获麻风患者49人，全部予以活埋。1936年，广东高要县县长马炳乾捕杀麻风病人200多，并下令，凡捕杀麻风病人一名，可领取赏金20元。另有广东省会警察局局长的李洁之1961年10月刊发于《广州文史资料·第三辑》内的回忆文章，广东全省当年所杀的麻疯病人不下两万多，其中高明县杀戮最多，有11000余人。
麻风病人在不同时代被丑化成堕落的形象，在麻风疫病盛行的闽粤两省，麻风病病人往往被指责为道德败坏，会遭到社会歧视、迫害式隔离甚至是活埋的悲惨下场。因此，为了自救，故意采取“过癞”的形式，将疫病传染到对方身上，同时也完成了自己对这个歧视自己社会的报复。在医学受到限制的时代，民间言传的“卖疯”或者“过癞”，即麻风病人通过与健康人的性交，可以将自身病毒排除，而传染给他人的言传成为麻风病人造成社会恐惧的一个理由。1937年，广东四会一特派队以麻风病人强奸妇女为由, 四出搜捕病患, 一个月间被捕获的二十多名病患被押往野狸岗枪决。
除了民国政府、地方军阀发生对麻风病人集体捕杀和行刑，当时西南省份地方土司、族长也常常对麻风病人实施私刑。1929年的一天，美国探险家约瑟夫·洛克(Joseph Francis Charles Rock)在云南蒗蕖州目睹了骇人听闻的一幕。包括当地的土司和区长，没有人敢出面阻止民众对麻风病人的活埋，这种在西南地区存在的活埋麻风病人方式：族人杀牛饱餐后，将麻风病人装入牛皮密封活埋，此类记载成为中国现代对麻风病人残忍和非人道对待的见证。这种民间活埋麻风病人的方式甚至在1949年都还继续发生。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1998年。四川广元旺苍县的一位名叫康性的男子，因为怀疑自己的养父康某麻风病复发，与其他八名村民商议将其处理掉，以免传染身边亲人。因为听闻“麻风病人死后传染力更强，要在患者死后趁尸体尚热时立即埋葬，方可避免传染”，因此，他们决定将康某活埋。
总结
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页的中国麻风病问题体现了麻风病与麻风病人被污名化对待，在国外麻风病问题往往与种族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国内对麻风病人的滥捕、滥杀、法外处决和私刑的普遍发生，均可以认为是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对麻风病和麻风病人的污名化结果。加上西方殖民扩张时代的种族主义盛行，麻风病成为中国国耻的又一个象征，当麻风病和吸食鸦片让中国人被贴上体质孱弱的“东亚病夫”甚至“劣等种族”标签，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都甚至制定排华法案限制华人入境的背景时，消灭麻风病甚至病人的肉体占据了社会意识形态主流，这也加剧了满清末期和民国期间中国麻风病人遭到非人道对待的局面。当对麻风病人的社会隔离上升到法外处决，以及任意剥夺该人群的生命权时，当21世纪还有麻风病人遭到活埋的例子，这也证明麻风病议题也理所当然地成为 中国现代和当代社会的人权问题之一。
Sources:
1.Britannica,Lambing Flat Riots,Australian history,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Lambing-Flat-Riots#ref193711.
2.NPS,Leprosy in Hawaii,https://www.nps.gov/parkhistory/online_books/kala/pdf/B3LepHawaii.pdf
3.梁其姿：《麻风：一种历史的医疗社会史》,p141-142,商务图书馆,2012.
4.ILF,China,https://leprosyhistory.org/geographical_region/country/china.
5.The First International Leprosy Conference, Berlin, 1897: the politics of segregation,By Shubhada S. Pandya,https://www.scielo.br/j/hcsm/a/X65jRrbmLNMfhYNpsz7Tmbs/?lang=en.
6.《解放日报》,淡出记忆的上海麻风病往事,http://www.ccphistory.org.cn/node2/shds/n1653/n1654/u1ai35186.html.
7.《新京报》:隔离与疾病是如何被污名化的？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58069979015785.html.
8.LAPL Blog,Forgotten Los Angeles History: The Chinese Massacre of 1871,https://www.lapl.org/collections-resources/blogs/lapl/chinese-massacre-1871.
9.东方历史评论,屠杀、放逐与救助:民国麻风病人的三种命运,https://www.163.com/news/article/EBBLJGM6000187UE.html.